在民众的灾难面前，形形色色的富人们却在安然享受着“改革”的好处，帕姆菲洛娃曾任俄罗斯居民社会保障部长 在刊物上说，“同现今的贪污舞弊相比，过去的指苏联时期——引者 只是小儿科而已……在日益贫困化的情况下，那些官官相护的贪污受贿的官僚们却肥得流油和享尽人间欢乐。”(俄罗斯《证据和事实》，1994年第5期)
从文化观念上说，俄罗斯的现状就在于“改革家”们在接受了西式市场经济公式时，仓促地砍掉了传统文化精神而又没有及时提出符合人性标准的新文化理念，国家和个人都失去了灵魂，成了不择手段地敛聚金钱的工具。麦德维杰夫在分析大规模的社会犯罪现象时就认为，在这种缺乏新的文化建构的改革中，“以往的价值和权威贬值了，新的价值和权威却并未随之产生。新的理想还没有形成，而对多数人来说从前的理想却已经丧失殆尽。犯罪行为道路上的道德障碍消失了。大量的人都卷入了犯罪”，因此，“笔者不由自主不得不同意有人为俄国资本主义下的一个定义：这就是‘民主政权加全国犯罪化’”。
面对此状，有识之士开始从文化的角度进行批评，如哲学家瓦季姆·梅茹耶夫就在一次讨论会上指出，俄罗斯的改革者不幸是“一些不论在文化、宗教和历史方面同俄罗斯历史毫不相干的人物”，“对这些人来说，俄罗斯的命运不是他们自己的命运，他们与众不同的特点就是精神上的混乱。他们无论在文化素养上还是在其他品质方面，都不足以担当治国重任”。他们只会“按照那些即使在西方也早有争论的做法，来摧毁和断送这个巨大的、他们感到格格不入且又不了解的国家”。这位哲学家接着告诫道，“今天，重要的事情，是要懂得，俄罗斯这个伟大的国家并不是为了某种经济合理性而建立起来的。俄罗斯是作为一种伟大的文化和文明而存在的”，“仅仅按照经济合理性的规律生活的俄罗斯，世界上谁也不会需要它，包括俄罗斯自己也不会需要它”。
中国的改革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1986年邓小平在肯定经济建设的成就时，提出一个著名论断：“但如果风气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这就是俄罗斯人所认识到的，一个“仅仅按照经济合理性的规律生活”的国家，“世界上谁也不会需要它”，因为它建立的不是人性化的社会。没有文化目标的改革，最后势必失败在文化之缺乏上。
其实，伊戈尔·叶非莫夫在对市场神话泼冷水时，就警告过人们：“世界上还有比经济更重要的东西。这个社会生活的最重要的要素的名称，就是文化的成熟性……这里讲的是建设人的共同体的文化。而它是缓慢地成熟的。如果某个社会选择了太大的、自己力不能及的速度，它就会从内部爆炸，正如繁华的黎巴嫩遭到爆炸，和奔向工业化的伊朗遭到爆炸一样。”
当然，在文明时代的今天，文化之缺乏也是相对而言的。在西化式的改革中，俄罗斯失去了优秀的传统文化，又未能形成新的进步文化观念，但俄罗斯并未绝对地成为文化空白。后现代式的商业文化——文化工业大行其道，电视成为缓解居民不满情绪的最有效的缓冲器。它们以虚拟的形式排除了人们现实生活中的难题。以至于在困难的1997年，莫斯科民众在回答“最近几个月最注意的是什么事”这个问题时，48.9％的人说是戴安娜王妃之死，高于对卢布改值的注意。
这种啼笑皆非的事实，同样证明了文化对改革的制约：后现代主义的颠覆性、消解性、平面化，救了面临危机的“改革者”的命，这使得盖达尔在回答电视主持人的问题“如果您现在不是坐公务小轿车而是坐公共汽车来到汽车站的人群中，您会对他们说些什么？”时，毫不犹豫地说：“我会对英勇的俄罗斯人们说谢谢，感谢他们支持我的改革”。
准确地说，盖达尔应该感谢电视节目这一缓冲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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