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文化对改革的制约

罗伊·麦德维杰夫在苏联时期是持不同政见者，戈尔巴乔夫解放了他。但是，在经历了二十世纪最后十余年的改革之后，他又成了新政权的“持不同政见者”，出版于1998年的《俄罗斯往何处去：俄罗斯能搞资本主义吗？》(新华出版社2000年中文版)，鲜明地表现了他的民主社会主义而非资本主义的立场。

像麦德维杰夫这样的人之所以对俄罗斯能否搞资本主义提出疑问，当然不会是出于某种先验的立场，而是经验和事实。1997年底的一份调查报告提供了如下指标：

在俄罗斯公民中，6％的人信任国家政权，2％的人怀有感激之情，2％的人认为国家在经济方面的活动是成功的，1％的人认为国家在文化、教育、科学方面是成功的，62％的人认为政府没有在任何一个领域内获得成功(俄罗斯“地区”股份公司情报分析中心资料)，俄罗斯人称国家的状况是“开放的社会——空空的钱包”。

产生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对俄罗斯独特的文化进行过激的批判、否定是其中之一，从而使文化对改革形成了制约。

当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成功地主宰了全球化(现代化)的历史方向时，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出现了这样的倾向：经过一段探索而遭受挫折以后，总会有一批人来力主以西化的方式进行改革，他们认为这是唯一正确的选择。于是，本土的基本国情、文化传统被看成是改革的阻力，只有大刀阔斧地实行全盘西化才能创造出现代化的奇迹。

在俄罗斯，苏联解体、共产党解散以后，资本主义成了必然的选择。但是，持这种主张的的官员——往往出身于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官员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他们把资本主义当成了没有历史积累、不需要文化支撑的数学公式，以为一抓就灵。

例如，叶利钦时代担任过总理的盖达尔，代表了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政治理念，他完全按照来自于西方的“专家”的指令办事，推行所谓“休克疗法”，试图一步到位地使俄罗斯成为西式资本主义大国。盖氏手下一位担任过部长的官员阿文就宣布：“不存在特殊的国家，根据经济学家的观点，既然是经济，它就是具有本身规律的一门科学，在经济稳定化这一方面，所有国家都是一样。”(俄罗斯《独立报》，1992年2月27日)他们把西方的经济学观点当成了自然科学公理，盖氏本人获得了“芝加哥男孩”的美称。

当然，自由派知识分子们早在出山以前，就一直在为选择西方的市场经济模式而奋斗。历史学博士阿纳托利·乌特金就这样说过：俄罗斯知识分子在国家解体前就信奉了“我们应该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的准则，而“那种所谓‘正常’只不过是‘向西方看齐、认同西方民主社会的标准、生活水平及品格水平’的同义词而已”，“选择美国、瑞典、瑞士或德国作为‘正常’的标竿，也凸现了知识界的思维贫乏。知识分子丢掉了贯穿我国历史的主线，拼命地去揭发不正常现象——似乎种种历史精神特点的积累不是我们曾经被称为苏联人民的历史和文明的基础。”

自由派知识分子认为，只要使传统思想及文化观念在人们身上成为公认的罪恶感，人人都与传统决裂，市场经济这一数学公式就会给俄罗斯带来幸福。对此，当时也有人，如美籍政治学家伊戈·叶非莫夫，就指出这是乌托邦主义，是一种虚构：

在俄罗斯，在经过七十年的最无情的经济与政治压迫之后，成了神话般好心的人民，他们会平静地去排长队，随心所欲地为自己选择所喜欢的东西：有的选磨坊，有的选小飞机场，有的选奥斯坦基诺电视塔，有的选铁路，有的还选原子能反应堆。所有的人将开始友好与和平地交易和劳动，使全世界其他地方的人都赞羡不已，在那些地方不知为什么至今还在为暴动、罢工、剥削、凶杀、没收、危机、通货膨胀、破产、饥饿而震撼。